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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石将军最后的日子: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

时间:2018-06-11 10:46:37来源:
  吴石将军最后的日子

  “严格地说,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。”

  文/郑立

  1949年10月6日(农历八月十五),国民党“国防部”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度过了55周岁生日,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。 吴石与妻子商议,到台北照相馆合影留念。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。在照片中,仅吴石和夫人、小儿子3人,明显不是全家福。或许在他心里,不久后一家人就会团聚在一起,享受天伦之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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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时,在他和很多人看来,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。很多人都相信,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。 有材料称,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“密使一号”。这种说法纯属虚构。也有资料称,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,而且是中共特别党员。这种说法也纯属演绎。事实上,吴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,但他的确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。

  吴石的好友、共产党员何遂之女何嘉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:“(1949年)8月在台北,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。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,吴石甘冒斧钺,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。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。” 10月初,吴石再次来到香港,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、人称“小万”的万景光会面。会见后,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,送他到启德机场,目送他离去。没想到,这一别,竟成永诀。

  “横的联系”导致暴露

  对吴石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,参与过吴石案审理的李资生在《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》文中写道:“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,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,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,而加以有意的收集。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,特别注重数字、图表,使得朱小姐(朱谌之)转送过去的资料,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。”

  后来,国民党保密局在“吴石案”档案的“综合检讨”中,对中共华东局派遣来与吴石联络的朱谌之颇多分析。“检讨”评价朱谌之“党性坚强,学能优良”,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,证明其早有应付事变的准备。“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,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,诚有可取法之处。”

  “检讨”还认为,这次之所以能破获吴石案,皆因朱谌之与蔡孝乾等联络,暴露身份,犯了“横的联系”的严重错误。

  1950年1月29日晚,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住处被埋伏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。蔡孝乾的公事包里有一个记事本,上面留下了“吴次长”的记录。这成为致命破绽,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。

  3月1日晚,吴石被捕。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,负责主审。叶翔之后来升任台情报局局长,成为台湾情报圈极具影响的人物。从吴石的狱中手记可以看出,他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频繁提审,“随时被讯问,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,心境异常刺激”。

  比吴石晚一个多星期入狱的著名报人龚德柏以狱中见闻写了一部《蒋介石黑狱亲历记》,其中对“吴石案”有关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记叙。

  龚德柏所住的4号牢房就在吴石所住的3号牢房隔壁。保密局监狱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军人监狱,一间5平方米不到,空气流通很差。这样条件恶劣而狭窄的地方,因为国民党抓人太多,而人满为患。第一晚睡了4人,第二晚增至6人,第三晚又增一人,以后均为七八人,有时曾至10人。睡的问题非常严重,至5月10日,他被他人挤得连坐都不能坐,只得站立3小时。“幸而只一星期,救星下降,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验,血压高至二百余度,非得安眠,有即日脑溢血而死之危险。但吴为要犯,非明正典刑不可。”那之后,牢房进行了调整,一间只住七八人了。

  “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”

  在国民党当局看来,“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”。

  据李资生《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》一文记叙:“当他初来的时候,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人。可是,当主管人员把一切情况暗示给他以后,他马上改变态度,从此,他就很诚恳、很明白地说明自己的经过。但他一贯的老脾气,就是吞吞吐吐,不肯直截了当地讲,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,他很难得承认,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,他总带着‘好心’来替别人洗刷。所以,我们说吴石‘诚意’‘坦白’,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的盘问中,使他不能不诚实,不能不坦白。严格地说,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。”

  迟于吴石10天入狱、和他共处一室一个多月的狱友刘建修在2009年8月的口述,让我们读到了吴石在狱中最后的细节。 刘建修说,1950年3月10日,他因“邮电案”被逮捕,关进保密局的看守所“南所”。

  牢房的面积很小,里面已经关了两个犯人,年纪大的那人就是吴石,只是当时刘建修还不知其名。吴石有些胖,身材不高,脸形是圆的,头发很短,像个光头。

  被关在“南所”的犯人,一天吃两顿饭。吃饭时,他们三人围着坐下,饭菜放在中央。从第一天起,刘建修就发现,吴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。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个小盆子,装着别的食物,是专门给他吃的。盆子里有肉有鱼,比一般犯人的伙食要好很多。

  吴石整天都很安静,几乎是从来不讲话。在他脸上,刘建修看不出什么表情。“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,可以说是相当镇定。吴石能够这样,是很不容易的;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害怕,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。” 在白天,吴石通常一半时间在看书,其余时候就躺着,看书时就坐到光线照得到的地方。他一直在读同样的书,刘建修看到,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《中国史纲》《世界史纲》。

  房里另外一个人大约40岁,个子高大,听口音是山东人。刘建修进来两三天以后,听到那山东人说,他是上校,在国防部某单位工作,因为金钱方面出了问题,所以从半年前起就被关在这里,不过他的问题已查清楚,没有事了,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回去。那人还说,如果吴石和刘建修有事要向家人交代,他可以帮忙传话。

  刘建修始终没问山东人姓什么。当时他心里恐惧,也害怕有“窃听器”,所以任何话都不敢讲,只是用耳朵听。有时看守会把山东人叫出去,这种情形发生好几次。

  大约过了几天,山东人和吴石互相在“咬耳朵”。刘建修觉得,是怕他听到。接下来的几天,他们都这样讲话。

  两三天后,看守喊山东人的名字。他收拾几件衣服,弄成一个小包袱,就走了。

  又经过两天左右,吴石在晚上被叫出去。整晚只有刘建修一人在房间睡觉,直到天亮,吴石都没回来。他的书堆在地板上,刘建修看到,那本《中国文学史》封面有毛笔写的“吴石”两字,字很端正,刘建修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。

  直到第二天下午,门才被打开,两个特务很粗暴地把吴石丢进来,那门又立刻关上。刘建修去查看他的情况。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,躺在地板上不动,也不讲话。他没有穿长裤,身上到处是伤,皮肤是红的、紫的,腿也肿得很大。 吴石一直躺着,过了一两小时,才慢慢坐起来,靠着墙壁,仍然没有开口。之后,饭送来了。吴石指着他的那盆菜,很虚弱地对刘建修说:“吃吧,吃吧。”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吃东西。刘建修问吴石的情形,吴石说:“我被用刑了。”刘建修问:“什么事啊?”吴石说:“没什么事。”

  在那以后,看守每天会叫吴石出去擦药。不管是白天、晚上,他都躺着不动,也不看书。

  三五天后,吴石好一点了,有时坐起来看书,读的还是那本《中国文学史》。刘建修觉得吴石看着不像“坏人”,很同情他。刘建修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,台湾曾发生“2•28”事件,所以很痛恨蒋家政权。他猜想,吴石应该也是反对国民党的,但他不敢多问。

  吴石也问他是哪里人、在哪里工作等等,他说了,吴石点点头,又问:“你是不是蔡孝乾的案子?”他说不知道。他后来觉得,吴石判断得不错,但他当时真的不知道蔡孝乾是谁。

  过了一两个星期,有一晚上,吴石又被叫出去,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进来。这次吴石更加痛苦。他睡了一天一夜,没有动,眼睛闭着,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。刘建修不敢打扰他,而且很害怕,觉得这也是他将来的遭遇。每次饭菜送进来,他都会劝吴石:“还是要吃一点,不吃不行。”吴石勉强爬起来,吃一点点,喝一些汤。刘建修看到这个样子,心里很难过。又过一阵子,吴石的身体有些恢复。 一天,看守把门打开,喊刘建修的名字,说:“出来!”这次轮到他了。特务分成3组,每组两个人,轮流审问,2至4小时换班一次。用刑是非常可怕的。“那些特务没有人性,不是人,简直是禽兽、魔鬼。”他被抬回牢房时,也是不能动,只能躺着,连续几天都是这样。吴石自己也很虚弱,但会对他说些鼓励的话,并且叫他吃自己那一盆食物。刘建修没有吃,实在是吃不下。但他还是很感谢吴石,因为从吴石的眼神、口气,他觉得吴石是关心他的。

 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度过了3个月零11天的痛苦岁月。因为遭受酷刑,一只眼睛失去光明。

  他心里知道,几乎没有指望走出这深牢大狱。他断断续续草就了遗书,遗书写在《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》的背面,为行草所书。多少年后,他的亲人好友读到了这2000多字的遗书。

  吴石写道,自己就读保定军校与留学日本,均得以第一人卒业。任事以还,忠慎勤清,绝不丝毫苟且,一息偷安。朋友多以“十二能之人”看他,因为娴熟中外古今兵学,通文学,能诗、能词、能书、能画,会英语、日语,能骑、能射、能驾、能泳。“不图今日竟陷此悲境,不能自保其身,亦可痛也。” 他回忆了自己29岁与夫人王碧奎结婚,壮年气盛,家中事稍不当意,便辞色俱厉,但碧奎对他忍让有加,亲切相待。30年夫妇,极见和睦。此次累及碧奎,感觉真是有负于她。

  “提及儿女,至为伤心。”他最钟爱的小儿子才6岁,从未久离膝下,朝夕拥抱调笑,让他忘忧。春天刚报名入私立幼稚园,还没见到他入学就被捕。“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?思之不禁泪涔涔下矣。”

  他写道,自己一生清廉,生活简朴,唯一的资产就是书籍。希望诸友好能为他设立小规模图书馆,以作纪念,让他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;希望儿辈知自立,为善人,谨守清廉俭朴家风。

  最后他写道:“十余年来风尘仆仆,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,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,致读书养性功夫,大大欠缺,而有今日失足。夫复何言,夫复何言!”

  就义马场町

  1950年3月底至4月初,随着对吴石等人侦讯的结束,对于“吴石案”相关人员的最后处理也提上了日程。

  4月7日,“国防部”参谋总长周至柔签报蒋介石,提出审判人员组成的架构,请示如下:“奉:交办本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叛乱一案,业饬军法局侦讯终结,依法应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庭。陈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、简三军法官宋膺三为本案审判官外,拟请指派战略顾问、二级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,战略顾问韩德勤、刘咏尧为审判官。当否,签请示遵。”4天后,蒋介石批示“可照办”。 由此,对吴石等人进入审判程序。经过1个多月的审理,6月初,蒋鼎文、韩德勤、刘咏尧呈文周至柔,提出对吴石、陈宝仓、聂曦、朱谌之给予重判,但免于死刑。周至柔转呈蒋介石。6月7日蒋介石阅后大怒,严厉地批示:“蒋鼎文、韩德勤、刘咏尧审判不公,并为罪犯说情,殊为不法之至,应即明该三员革除原职为要。”就此,审判意见发生逆转。

  1950年6月10日,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。下午4时,由蒋鼎文上将任审判长,韩德勤中将、刘咏尧中将等任审判官的“特别法庭”在国防部军法局开庭。审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,贴墙站着一溜头戴钢盔、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。 整个审判时间很短,审判长匆匆问过四名“要犯”的姓名、年龄和籍贯后,就匆匆宣读了死刑判决,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,立即执行。实际情况是,蒋介石亲自“核准”的《总统宁高字390084号》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局。

  刑车从青岛东路的军法局开出,一路经过上海路、南海路几个街区时,阴霾了大半天的台北下起了连绵的六月雨。沿途不少军民冒雨观看。 一刻钟后,刑车抵达“马场町”。这是河边的一片坡地,空旷而荒凉,早在日据时代,就是处决犯人的场所。四人在此就义。

  当时情形,唯有香港《星岛日报》第二天在头版显要位置做了报道,在当时颇为轰动。报道的大标题为《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》,还特别加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《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》。

  报道说,6月10日下午4时,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军法审庭长蒋鼎文升庭,依据惩治叛乱条例,将吴石、陈宝仓、聂曦、朱谌之4人判处死刑。四人闻到,默无一语。

  随后,书记官桑振业走近被告席,通知四人:如有遗言,准许当场书写。吴石、陈宝仓和朱谌之都留下了简单遗嘱,聂曦则“迷惚不复书写”。10分钟后,遗嘱写完。

  四人在庭上饮酒颇多,旋由宪兵押登卡车,抵马场町刑场。四人经行刑宪兵扶持下车,“举步已见艰难”。4时30分,四人自左至右跪于刑场坡地。一声“执行”的命令,四宪兵执枪行刑。枪声齐响后,四人同时倒地。吴石惨叫一声后,其心脏缓缓自伤处突出。“吴石中两枪毙命,朱谌之中六枪始毙命,血流遍地,事后分装入四具薄棺掩埋。”

  报道透露,吴石事前早知难免一死,遗书早在狱中草就,当堂只写诗一首。至于这首诗写了什么,《星岛日报》未透露一字,之后也无后续报道,把悬念留给了读者,也留给了历史。

  几年前,我从吴石中将家人手中看到吴石最后的手迹,读到这首用生命凝结成的诗句。这首诗是吴石在狱中就写在遗书之末的,庭上再书写了一遍。诗写道: 天意茫茫未可窥,遥遥世事更难知。 平生殚力唯忠善,如此收场亦太悲。 五十七年一梦中,声名志业总成空。 凭将一掬丹心在,泉下差堪对我翁。

  又过了两个月,1950年8月10日,因“吴石案”受牵连的吴石副官王正均、作战参谋林志森就义。至此,因“吴石案”遭杀害的人士达6人之多。因“吴石案”受牵连者逾200人。总数字有多少,只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。

  1994年,吴石将军遗骨回归大陆,和夫人合葬于北京香山公墓。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上写着:吴石将军、王碧奎夫人之墓。墓碑背面记刻着:胜利后反对内战,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,功垂千秋。1975年,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。